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2015年簽署的暫停法定債務限額法案已于今年3月到期。4月28日之前,如果總統(tǒng)特朗普的新預算提案沒有得到國會批準,或未取得短期延長政府財政開支的授權,美國可能重演2013年政府關門的“鬧劇”。
過去百年間,美國此類債務危機反復上演,其根源在于美國自1917年開始實施的國債規(guī)模管理制度。此前,美國采取逐次審批的國債規(guī)模管理制度,以提高財政靈活性和政府資金籌措效率,后改為實施余額上限管理制度。聯(lián)邦政府借款無需每次審批,只要借款總額低于國會規(guī)定的上限即可,債務上限由此產生。
然而,所謂的債務上限既無理論依據又無事實支持。由于現(xiàn)實中很難形成對科學合理債務限額的精準判斷,債務上限管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方面,大量有關主權債務可持續(xù)性的研究停留在理論層面,并未能給出一個在實踐中具有普適性的量化標準;另一方面,由于財政政策和經濟狀況不同,各國政府債務積累的路徑和規(guī)模也無定式。
在這種情況下,設定債務限額客觀上并未對美國政府不斷突破債務上限、借新債還舊債形成有效制約,反而導致其自身債務余額和違約風險不斷累積。據統(tǒng)計,1940年至2013年間,美國曾91次調整債務上限,其中36次永久性提高,54次暫時性提高,1次下調,調整周期不超過10個月。為此,標準普爾公司曾于2011年首次調降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并在聲明中明確指出“美國仍然擁有高收入、高度多樣化和靈活的經濟優(yōu)勢,但不足以彌補美國政府巨大的財政赤字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歷次債務上限調整過程當中,盡管宏觀經濟因素依然起決定作用,但黨派之間的利益交換越來越多地摻雜其中,使債務上限的調整逐漸跳出單純的經濟范疇,淪為黨派政治斗爭的工具。
受次貸危機以來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近年來美國債務進入了負債激增期,特別是近來受減稅和加大財政支出的政策影響,美國債務觸及上限并引發(fā)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再次加大。即便如此,鑒于美元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性作用,以及美國在全球經濟金融的中心地位,美國始終保有通過債務貨幣化方式解決危機的能力。所以,嚴格意義上的美國債務違約并不可能出現(xiàn),至多有可能受黨派斗爭的影響而出現(xiàn)暫時性的技術性債務違約。
可以預見,本次債務上限危機的解決方式很可能與以往并無二致:在經歷過長時間的黨派斗爭后,國會最終同意再次提高債務上限。但是,根植于現(xiàn)行體制框架內的美國債務管理制度問題,并不會因此結束,美國政府依靠無限借貸以支持經濟增長的模式并未終結,以政治斗爭解決經濟問題、并且綁架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做法并未妥善解決,這不僅無益于美國經濟持續(xù)復蘇和投資者信心的建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亦會有負面影響。
[責任編輯:李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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