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生于1982年,大學畢業(yè)后,在河北館陶縣第一中學教書,擔任高三年級班主任。每天周而復始地與高三學生一起出早操,直到學生晚上就寢,一天的工作才結束;蛟S是來自生活、工作、經濟等各方面壓力,不到30歲的他選擇在辦公室服毒自殺。趙鵬在遺書中說,現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不到兩歲的兒子,希望學校能幫他照顧一下他們母子。(5月28日《新京報》)
如果說“吊瓶班”,展現了高三畢業(yè)班學生殘酷而無奈的青春,那么趙鵬之死,則讓人窺見畢業(yè)班老師的沉重壓力與血色人生。但我們能忍心指責趙鵬嗎?不到絕望一個人會棄絕生命嗎?何況,趙鵬本身就是一個不幸者?墒牵衷撝肛熣l呢?誰該為趙鵬之死埋單?依稀間有了答案,但仿佛又沒有答案,這種糾結更為趙鵬之死增添了幾多無奈與哀傷。
趙鵬遭遇了多重壓力,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既有工作的也有家庭的。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趙鵬,成為一名高三班主任后,每天無休止地重復工作,以及“工資月光”的生活,讓他感到窒息。1450元的月工資,確實有些寒酸,要養(yǎng)家養(yǎng)兒子(老婆是醫(yī)院護士,臨時工,每月基本工資只有308元)——光兒子每月奶粉就要五六百元,再加上每月還房貸630元左右,以及買房首付借貸等13萬元的債務,這是一個看不到盡頭的沉重。正所謂“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捉襟見肘的生活也許能讓一個人對未來失去信心。
有網友感嘆,“應試教育體制下,被拖垮的不單單是學生,還有老師。”把趙鵬之死簡單地與應試教育掛鉤也許有些草率,但不能不提到高三師生的格式化生存:報道稱,在館陶第一中學,高中階段各種模擬考試、會考、月考、周考、小測驗要有100多場。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練,月考更是雷打不動。每個月,學生放假休息一天,而這一天,老師們要把月考的試卷判完。按規(guī)定寒暑假不許補課,但補課已成為慣例。高一的假期還能休息,高二、高三的寒暑假,因為補課,只能休息10天左右。一位老師稱,每天腦袋都是嗡嗡的,到晚上,基本上就不怎么轉了。“有時想不管那么多,但總不能因為自己不負責任毀了一屆學生!痹趹嚱逃鼟断,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難言輕松。
這一切,究竟折射出了怎樣的教師生態(tài)?今天,我們如何逃脫趙鵬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