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tài)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jīng)濟、文化、社會聯(lián)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系緩和、改善與和平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系跌宕起伏的發(fā)展歷程，也發(fā)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仡欉^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系發(fā)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jīng)歷的真實故事，續(xù)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本文導讀】陳順通，人稱“中國船王”。陳順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寧波，14歲闖蕩上海灘，由見習水手成長為一名技藝嫻熟的船長。一次偶然機會，陳順通救了被軍閥追捕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日后，張靜江擔任了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陳順通被舉薦為國民船運公司經(jīng)理，為北伐軍暗中運送軍火立下汗馬功勞。1936年10月14日，應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要求，陳順通代表中威與“大同”在上海簽訂定期租船合同，將6725噸的“順豐”與5025噸的“新太平”租給“大同”使用。合同規(guī)定，從船舶交付之日起，租期為12個月，合同11月1日生效。為預防風險，“中威”分別將兩輪向日本“興亞”、“三菱”兩家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投了船體保險。1937年“8·13”事變后，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為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舉進攻，陳順通將“中威”剩余的兩艘貨輪“太平”和“源長”分別自沉于江陰口與寧波灣航道。

　　參照閱讀： >>"船王"之女憶"中威船案"：兩岸統(tǒng)一乃炎黃子孫最大福祉

1936年中威公司租給日本大同公司的貨輪“新太平”。（網(wǎng)絡圖片）

　　作者：陳愛棣，美國芝加哥（“中國船王”陳順通之女）

　　今年恰逢海峽兩岸同胞互動交流30周年之際，曾經(jīng)那道淺淺的臺灣海峽，深深橫亙在兩岸同胞之間，不僅骨肉親人不能相見，而且保存的檔案資料也無法調閱、研究。

　　直到1987年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動下，終于邁出了臺灣同胞能來大陸探親的一步。這從表面上看，似乎與我家的關系不是很大， 因為我家并無直系血親在臺灣，然而正是從那時開始，以親屬交流為起點的兩岸同胞間的往來，逐步走向各個層面的互動，乃至為兩岸同胞共同關注某些熱點問題創(chuàng)造了條件。

　　2014年4月，上海海事法院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未履行法院判決為由，扣押其所有的s.s“BAOSTEEL EMOTION”迫使其向陳家支付賠償金，成為海峽兩岸媒體競相報道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所涉及的中國船東便是先父陳順通先生。

　　2016年，我有幸讀到臺灣大學博士生蕭明禮先生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抗日戰(zhàn)爭研究》第99期上的《對日求償“順豐”、“新太平”兩輪強征案的歷史考察》的學術論文。蕭博士在其論文中寫道：通過查找在臺北、上海等地的詳實史料還原了陳順通先生所經(jīng)歷的這段鮮為人知的索賠歷程。

　　蕭博士指出：促使他發(fā)表此論文的緣由，便是之前的文章對兩輪求償事件的源起、為何有兩艘中國籍貨輪在抗戰(zhàn)初期于日本本土遭受扣押、抗戰(zhàn)勝利后中威輪船公司船東陳順通先生與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要求向日方歸還、打撈以及追討租金的過程卻知之甚少，甚至在細節(jié)描述上多有舛誤之處，不免與事實有所乖離。

　　論文中寫道：陳順通先生在抗戰(zhàn)勝利后便整理了兩輪的全部資料，即，兩輪的船舶情況表、兩份租船合同、兩輪的船舶國籍證、日商就兩輪情況給陳順通先生的回函、兩輪分別從1937年8月16日、1937年8月1日起截止1946年10月15日按國際租船市場不同時期的價格計算的租金并扣除相關船舶運營費用后應該支付的租金等委托國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索賠要求：

　　第一： 歸還“順豐”、“新太平”兩輪或同等級、同噸位的船舶兩艘；

　　第二： 支付“順豐”、“新太平”兩輪截止1946年10月15日的租金，約六百萬美元。

　　兩項索賠合計近千萬美元。

　　1947年2月15日，父親陳順通先生致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上將表達自己的索賠要求，即使受到的答復未達到預期之效果，父親仍然前往南京表示務必要按其提出的要求向日方索賠。當時國民政府積極配合父親的請求，外交部王世杰部長、葉公超次長多次指示經(jīng)辦人員與日方交涉，辦理歸還兩輪與追討租金等事宜。

　　1948年11月，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就盟國之間對于日本海外沉船打撈費用負擔問題僵持不下提出二種方案以推動對日索賠之進程。方案一為日本外海之被劫沉船經(jīng)要求國自行打撈，拖往日本港后，應由日方負責修理重裝，并負責該項費用。方案二為盟國被劫之船舶，沉沒于日本海外者，其所需打撈修理費用應就變賣無主劫物所得價款中抽出若干成作為修理費。

　　即使1949年11月14日父親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我家也還在上海，但顧維鈞先生等還在鍥而不舍地推進兩輪對日索賠之事，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當我們子女讀到這篇論文時，各種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時隔超過一甲子，父親當年提交的證據(jù)還在臺北，我們也去那里查閱這些泛黃的檔案。尤其是見到父親在文件上的簽名時，潸然淚下，瞬間抗戰(zhàn)勝利后父親忙忙碌碌的場景重新浮現(xiàn)腦海，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蕭明禮先生在論文中提及“陳家保留足夠多的證據(jù)是陳家能持續(xù)進行對日索賠”，事實也證明了父親整理的“順豐”、“新太平”兩輪的索賠資料最終成為東京、上海審理“中威船案”的關鍵鐵證。

　　這些留有明顯國民政府烙印的鐵證是如何為我家一直保留并順利帶往香港？ 我家在東京的訴訟遇到困難又是如何解決的？其中還要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

　　1958年，人民政府在得知知我家對日索賠之事后，便精心安排，使這些鐵證能順利帶到香港。

　　那年大哥陳甫康因卷入刑案為某邪教私套外匯、安排人員往來、代為聯(lián)絡等罪行而遭逮捕。在獄中，陳甫康向人民政府立下要繼續(xù)向日方索賠兩輪等的“立功計劃書”、“具結書”，要求向人民政府戴罪立功，以及父親在美國、日本、香港、臺灣等地的巨額外匯要有人處理，方才獲得“寬大處理，予以釋放”。

　　出獄后，人民政府同意陳甫康接受我們母親戴蕓香女士之委托到香港定居，并處理父親遺留下在各地的數(shù)百萬美元的巨款，陳氏家族的這些財產成為陳家一致對日訴訟的重要資金保障。自父親過世至今，我們兄弟姐妹沒有分過家。

　　陳家在東京的索賠之路，始于1960年代初，但到1970年代東京地方裁判所突然要求提供父親陳順通先生、母親戴蕓香女士的親屬關系證明，否則，陳家的訴訟將被駁回。

　　當時正值“文革”時期，日方認為中國不可能出具這樣的證明，便能以此理由駁回陳家的對日索賠之訴。

　　然而，大哥陳甫康按照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給他的緊急聯(lián)絡方式， 在香港聯(lián)系了交通銀行，香港交通銀行即可聯(lián)絡上海中國銀行，并由上海中國銀行的工作人員親赴我家通知胞弟陳乾康，“讓戴蕓香、陳乾康于1971年11月11日到福州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辦理證明。” 母親戴蕓香女士還親口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表示“如果向日本反動政府索賠成功，要將她以及其他子女的份額匯進國內。”

　　正是這種安排、支持、幫助，母親戴蕓香女士和陳乾康的申請經(jīng)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幾個月多次與當事人的談話、調查取證等，最終于1972年2月18日出具了(72)滬高法證字第6號我家的親屬關系證明。

　　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致外交部領事司(72)滬公軍審發(fā)字第63號函，“本市居民戴蕓香擬由其香港的兒子陳洽群（陳甫康）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其父陳順通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被日寇強占后之兩艘輪船沉沒事”。更明確了母親戴蕓香女士對陳家輪船的所有權，明確了是母親讓其長子辦理陳家對日的賠償之事。

　　這樣，東京地方裁判所的刁難沒有得逞，母親戴蕓香、胞弟陳乾康申請的陳順通先生親屬證明書，保證了陳家的訴訟能順利進行。

　　1974年東京地方裁判所只能以“時效滅失”判決陳家敗訴。

　　所以，從這個細節(jié)也看出，中國歷屆政府在我家對日索賠兩輪之事上是高度一致的，這讓我切實體會到：兩岸畢竟同屬一個中國，在維護中國公民權益上才能有高度一致，而這種一致跨越了1949年，又進一步生動詮釋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從我家內部看，中威船案是我家一致對外的過程，父親陳順通先生開創(chuàng)的對日索賠為陳家之后的索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父親提交的證據(jù)最終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關鍵證據(jù)、父親陳順通先生身前留下數(shù)百萬美元遺產成為陳氏家族對日索賠的重要資金保障、母親戴蕓香女士與陳乾康申請辦理的(72)滬高法證字第6號證明書更保證了陳家的訴訟得以順利進行。

　　我深感：只有祖國強大，“中威船案”才能在2014年4月執(zhí)行完畢。

　　近來，海峽兩岸許多媒體也紛紛刊登了陳家內部的分家、繼承糾紛一事。

　　的確，我家內部對該賠償款的分割、繼承有巨大分歧。罪魁禍首是日方不按時履行兩輪的租船合同，兩輪從1936年6月、10月分別出租，直至2014年4月在上海海事法院強制執(zhí)行下，日方才支付賠償款，歷經(jīng)78年�？上У氖�，當年的船東——我的父親以及母親、庶母都已過世，那所得的賠償款就必然有分割、繼承的發(fā)生；而陳甫康（陳洽群）一方卻認為賠償所得是他們一房的，與母親、庶母無關，更與弟弟、妹妹們無關。

　　如果海峽兩岸交流互動從未阻斷，那保存在臺灣的父親整理的對日索賠的鐵證早就發(fā)揮作用，這樣父母親們健在時，我家的索賠之事就已解決，也就不會有現(xiàn)在的“陳家內部分割、繼承糾紛”。

　　如果沒有海峽兩岸這30年來多層次的交流互動，不僅臺灣保存的的大陸同胞的史料文件還將束之高閣，無人問津，而且也不會有臺灣學者關注并發(fā)表有關大陸船東、父親陳順通先生安排的對日索賠“順豐”、“新太平”兩輪的歷史事件的學術論文，更不會有臺灣媒體對大陸船東一家向日方索賠成功之后的分割、繼承案件的跟蹤報道。

　　我愿意借兩岸交流互動30周年的契機將我家的真實故事與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發(fā)生在普通家庭的事件又一次表明兩岸是割不斷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既然已經(jīng)打開了互動交流的大門， 就更應該早日走向統(tǒng)一才能避免類似我家這樣的悲劇。

　　如今我已年近九旬， 我最大的期盼就是能看到祖國的統(tǒng)一， 這才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最大福祉！（本文為作者投稿作品，中國臺灣網(wǎng)不對其史料真實性及所持觀點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