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
五大官員群體面臨五大形象危機
《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將其面臨的五大形象危機描述為:不雅事件成貪官標簽,露巨富觸犯公眾,“被牽連”事件有增無減,“誤傷”、“惡意中傷”增多,“被危機”成為新焦點。
“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處于高危狀態(tài),危機事件高發(fā)、易發(fā),官員形象的形勢更加嚴重,社會負面影響增多!敝袊嗣翊髮W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主持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即將發(fā)布,他告訴記者,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fā)生了變化,官員形象、政府形象的維護都面臨巨大挑戰(zhàn)。
“我們過去研究的重心主要在政府危機公共關系上,并沒有把這一塊拿出來作為獨立的課題來分析。但事實上,最近的一些報道,如‘不雅書記’、‘表哥’、‘房叔’等等,都讓官員形象、政府形象不斷滑坡。這些都需要引起重視,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從而采取相應的危機公關策略!
在唐鈞看來,應對政府形象危機,首先也必須要從它的細胞——“官員”身上入手。
不雅事件成最短導火索
記者:不久前,重慶市北碚區(qū)區(qū)委書記雷政富因不雅視頻被免職調查,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烏蘇市公安局局長齊放也因被曝包養(yǎng)雙胞胎情人而被免職接受調查。這些事件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許多網友戲稱“反腐靠二奶”。在官員形象危機中,不雅事件占據了什么樣的地位?
唐鈞:從2012年的情況來看,經網絡曝光影響較大的官員不雅事件達10多起,并且11、12月的數量呈“井噴”態(tài)勢,這兩個月內就有6起之多。而另據統(tǒng)計,在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這讓整個官員隊伍的形象都有所下降。
更有意思的是,不雅事件似乎也成為了官員落馬的最短導火索,這些不雅事件,往往會牽出被曝光官員的一系列貪污腐敗、違法違紀問題。官員情色丑聞并非中國獨有,然而在很多國家,官員情色丑聞與其政治操守無關,極少出現(xiàn)這種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情況。
記者:政府部門在應對這樣的形象危機時有何特點?
唐鈞: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官員不雅事件處理的基本路徑,是通過極具眼球效應的“桃色新聞”引起輿論關注,形成社會倒逼,從而導致紀檢部門介入調查,最終牽出官員的不法行為,將其拉下馬。
2012年的最大特點是,隨著社會倒逼的加劇,從官員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處理結果的速度越來越快。其中,雷政富事件中,從不雅視頻曝光到他被免職只用了短短63個小時,網友戲稱其為“被秒殺的區(qū)委書記”。
危機多緣于自身和周邊
記者:在你主持撰寫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中,總結了“不雅事件”、“露巨富”、“被扒光”、“被牽連”以及“被假冒”五大危機。你認為,這些危機產生的根源在哪里?
唐鈞:除“被假冒”以外,其他四大危機從本質上講還是官員自身所導致。以“露巨富”為例,2012年8月以來,僅廳級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單件物品價格多在10多萬元以上,作為個人有相當一部分金額過億,遠遠超出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國目前工作人員人均月收入約為4000元,“表哥”楊達才一塊價值25萬元的金表便相當于普通工薪階層5年的收入;我國人均住房面積約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卻擁有房產22套,總面積達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極易引發(fā)群眾的不滿情緒,造成形象危機。
除官員自己外,2012年官員親屬事件與往年相比也有上漲。官員配偶、子女的炫富行為以及違法亂紀行為,都引發(fā)群眾對官員清廉形象的質疑。這些行為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
記者:官員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有時與官員自身無關,為什么還會帶來危機?
唐鈞:官員被親屬牽連的情況之所以屢屢造成形象危機,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會“不平等”,它營造出“權力家庭化”、權力代際轉移的錯覺,造成群眾的心理落差。截至目前,官員只要未參與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一般仍能繼續(xù)任職。但隨著群眾對該類事件敏感度的提高,未來官員即使未有違法亂紀情節(jié),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信任危機下的“人肉搜索”
記者:不久前,陜西省安全監(jiān)督管理局局長楊達才因其在交通事故現(xiàn)場“微笑”的照片,被發(fā)到網上而引發(fā)網友“圍觀”,并將其在公開場合亮相過的“手表”一一展示,楊達才最終因身陷“手表門”而被撤職調查。從形象危機的角度來看,網友對某些官員的“人肉”行為說明了什么?
唐鈞:對官員財產的“人肉搜索”,說明了現(xiàn)在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陜西“表哥門”事件后,福建、湖北、甘肅在隨后2個多月相繼曝出“露名表”事件,出現(xiàn)了一批“表叔”、“表爺”、“表嫂”等;廣東番禺“房叔門”事件后,1個多月內,廣東多個城市和山西、山東、浙江等省也出現(xiàn)類似事件。這說明了社會公眾對官員形象的普遍焦慮,也反映了公信力所受到的嚴重質疑。
對官員的“人肉搜索”在國外被稱作是“扒糞”。網友在扒糞過程中存在“扒糞”手段的無限度使用和“扒糞”內容的無限度揭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出現(xiàn)“誤傷”。例如2012年9月,深圳某官二代被曝一年購買豪車兩輛,當地市場監(jiān)管局領導因與其同姓而被誤認為其父而遭到抨擊。同時,部分群眾對官員存在“有罪假設”和仇官情緒,對于官員問題存在獵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員的負面信息,造成無限度“扒糞”,這其中體現(xiàn)的社會心態(tài)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記者:這里的社會心態(tài)是指什么?
唐鈞:部分公眾對官員有著習慣性的質疑,以泄憤為目標對官員開展“扒糞”甚至“潑糞”。一些人在“仇官”心態(tài)的影響下,弄虛作假、偽造照片,不斷抹黑官員形象。如2012年湖南懷化辰溪官員不雅照事件,最后雖然被證實是網友偽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官員形象危機更加嚴峻。
同時,由于部分公眾的“有罪假設”心態(tài),官員形象解釋度低,無法進行有效的舉證倒置。因此,媒體和公眾在揭露官員問題時,存在夸大事件、造謠、傳播謠言等行為,甚至涉嫌網絡暴力,存在誤傷的風險。這些雖與官員自身沒有過多聯(lián)系,但卻在客觀上加重了官員的形象危機,滋生了信任危機。
警惕躺著“被危機”
記者:與往年相比,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有什么新的特點?
唐鈞:“被假冒”帶來的危機與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特征:斂財金額大、假冒級別高、手段越發(fā)惡劣、“體制內假冒”與“黑吃黑假冒”數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況而言,假冒高級官員的現(xiàn)象非常嚴重。已統(tǒng)計到7個省市發(fā)生假冒廳(局)級和廳(局)級以上干部、軍區(qū)司令或國際組織官員,同時還有多起假冒國家領導人親屬、秘書的案件。而在這些案件中,假冒的級別和假冒所得呈正比關系。
記者:假冒官員的手段越來越惡劣,主要有哪些?
唐鈞:假冒官員的手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假冒執(zhí)法人員進行犯罪,這其中以搶劫、敲詐者居多。以假冒警察進行搶劫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個月內已發(fā)生數十起,涵蓋遼寧、貴州、西藏、廣西、河南、湖北、山東、海南等省份。這類行為在事后雖然證明與官員無關,但其對官員形象造成的影響卻沒有得到挽回。
另一類是2012年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一些人為了出位、為了獲取社會知名度而假冒官員,甚至是假冒“問題官員”。自2012年1月高悅兒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員、軍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發(fā)艷照、說“雷語”,對有關部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些部門的社會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體需自檢自查
記者:報告同時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zhí)法官員以及準官員5個高危群體所面臨的形象危機,同時對相應的危機事件特征進行了逐一分析。這份官員形象危機報告會不會衍變?yōu)楣賳T掩蓋危機事件的“教科書”?
唐鈞:當政府直面公眾時,公眾也在博弈政府,這時就產生了政府形象與民意思維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著“得分難”、“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維存在著主觀判斷嚴重、非主流意識抬頭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則需積極引領社會和公眾,學會如何去妥善協(xié)調糾紛和矛盾。我們制作報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對這些危機的規(guī)律加以總結,把“病根”找出來,并根據規(guī)律給出具體的改進方案。
自2011年以來,突發(fā)公共事件、行業(yè)負面新聞、官員丑聞等形象危機日益增多,希望這個報告可以為相關部門提個醒,成為他們自檢自查的“體檢單”,讓他們可以根據“處方”所列清單來對癥下藥,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書的作用。從客觀層面上講,這份報告也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記者:怎么講?
唐鈞:例如這份報告的第三部分,我們制作了“官員形象風險地圖”,把近年來官員形象方面頻發(fā)且社會負面影響較大的危機事件,分門別類地概括和羅列出來。如違法犯罪類事件,常見的危機有貪污、受賄、瀆職、致他人死亡、讓他人頂罪等;行政問責類事件,常見的危機包括行為不當、應對不當、作風懈怠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相關部門、官員了解到,官員形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調整,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fā)生。
我們之所以列舉五類高危群體,也并不是為了去批評某個部門、某個群體。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點小警告,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里,從而自檢自查自開藥方。(鄔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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