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次次公民質詢信息公開事件都變成新聞“爛尾樓”,那么損害的不僅是某些部門的公信力,更將為城市治理罩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上周,北京市民劉巍“較上了真”,他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郵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IC卡成本明細及巨額押金利息去向!耙豢ㄍā泵繌堁航20元,已發(fā)行4000萬張,8億元押金到底流向何處?劉巍的追問被媒體報道后,迅速升溫成熱點話題。
無獨有偶,打假人方舟子上周也陷入了“公開門”。與他有關的“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資金”和“科技打假資金”累計接受捐款近百萬元,但沒有公布詳細支出明細,也沒有明確說法。
仔細分析,這兩件事均由個人“發(fā)難”,之后引起媒體或微博網友廣泛關注,知情人士提供更多信息,于是將事件推向更加公開的境地。在公民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的時代,這種追問的廣泛參與,給公開主體帶來巨大壓力,也給擴大信息公開帶來可能。
然而,這種公開具有特殊性,比如,“一卡通”信息公開背后是4000多萬張卡片主人,因涉及面廣才備受矚目,方舟子為知名人士而更受關注。但反過來想想,如果公開內容不是萬眾矚目呢?如果公開主體為非公眾人物呢?可以想象,依賴“秋菊上訪式”的辦法要求公開,通過微博和媒體呼吁公開,終究只是“非典型”的手段,不可持續(xù)。
不可持續(xù)的公開,其效果勢必不甚了了!耙豢ㄍā奔礊橐焕R粡埧20元的押金,利息微乎其微,但4000多萬張卡積少成多,數字就“蔚為壯觀”了。更何況,如果這些巨額押金,被挪用于各種高回報投資,收益會更加驚人,而這部分收益,從不公開,成為監(jiān)管灰色地帶。因此有人說,利益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事實上,對這樣“道理不通”的利益問題,在2006年北京“一卡通”實行之初,就有媒體呼吁公開明細,也曾成為熱門話題,但最后結果仍然不了了之。就公開“一卡通”押金使用情況,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石向陽曾六次提案,遺憾的是六度無果。
現在,“一卡通”押金疑云仍在彌漫,籠罩其間的不僅是多次要求公開的市民,還有“隔岸觀火”的監(jiān)管部門!耙豢ㄍā笔杖⊙航,不獨北京存在。全國各大城市加起來,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耙豢ㄍā惫疽恢比}其口,其底氣何在?有關部門為何面對公眾質疑置若罔聞,其背后隱藏著怎樣的黑色利益鏈條?不免讓人浮想聯(lián)翩。無論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有關規(guī)定來說,還是從保障消費者知情權角度來說,“一卡通”押金使用明細都必須公開。如果一次次公民質詢信息公開事件都變成新聞“爛尾樓”,那么損害的不僅是某些部門的公信力,更將為城市治理罩上揮之不去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