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奇葩證明”絕跡，根本還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務，尤其是，政府在設定審批事項、設計辦事流程時，要從人性的常識出發(fā)，不是囿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以管制思維行事

　　“活生生的人在你們面前，還要派出所開具健在的證明，有必要嗎？”“老百姓買房也要無犯罪前科證明，難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買房嗎？”“一個小證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煩，還是多為老百姓辦點實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讓“奇葩證明”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與“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傳統(tǒng)“熟人社會”相比，現(xiàn)代社會里，流動性較強，人與人之間相對陌生。面對這樣一個“風險社會”，一些證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證明家中物品不是偷來的”，教師資格認定需要開具“無犯罪證明的證明”，開商鋪要辦“不擾民證明”，這樣的證明，或是“不僅不必要還沒法辦”，或是“雖有一定必要性卻不好辦”。對于前者，群眾還能通過“公章長征”的方式解決；對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會有人調侃，假如把這些“奇葩證明”故事搜集起來，就是一部現(xiàn)代版的《笑林廣記》。

　　客觀上講，“奇葩證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審批事項依然較多。比如，按照規(guī)定，開商鋪辦理營業(yè)執(zhí)照，的確需要“不擾民證明”；進行教師資格認定，也的確要有“無犯罪證明”。另一方面則在于，政府部門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壁壘。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門就成為一個個“信息孤島”，彼此之間只有通過紙質的證明，才能驗證事實的真實性。而在各地，這些部門又相對分散，于是，群眾只能“來回跑”。一項調查表明，在過去的一年，百姓辦一個手續(xù)，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辦完的，不到1/3。

　　信息多跑路，群眾就能少跑腿。讓“奇葩證明”成為過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審批權力是政府該保留的，哪些該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類項”，用信息化的手段連接“信息孤島”。比如，為何不考慮合并辦事窗口，實現(xiàn)“一站式辦公”，讓群眾即使要蓋章，也少跑幾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數(shù)據(jù)庫，并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共享，實現(xiàn)“一證行天下，一網(wǎng)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體系，強化整個社會的誠信意識，為“奇葩證明”的減少奠定社會基礎？

　　當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軟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義，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簡政放權，為啥還卡著一些審批事項不放？簡單就能判定的事實，為啥還要讓群眾“跑斷腿”？無敬民之心，則無便民之行。說到底，“奇葩證明”的出現(xiàn)，根子還是在理念上。因此，讓“奇葩證明”絕跡，根本還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務，尤其是，政府在設定審批事項、設計辦事流程時，要從人性的常識出發(fā)，不是囿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以管制思維行事。在權力做“減法”之外，在服務意識上做“加法”，變政府“端菜”為群眾“點菜”，才能真正減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證明，讓老百姓少一些“證無可證”的無奈。

　　有這么一首小詩：“我問土，土與土如何相處？我們相互抬高。我問水，水與水如何相處？我們互相充盈。我問草，草與草如何相處？我們編織在一起筑成天際。我問人，人與人如何相處？”其實，杜絕“奇葩證明”的背后，是如何讓政府工作人員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更融洽，這在本質上也是一個人與人如何相處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人的發(fā)問，值得每一位從政者深思。（陳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