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年關，關于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又驟然多了起來。在局外人看來不免厭煩，而個中辛酸則只有局中人自知。即使以2003年溫家寶總理替農民工討薪為標志，農民工欠薪、討薪的問題也已持續(xù)十余年。而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似乎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據(jù)12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河南的建筑工人張克儉“在建筑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討薪，這些艱辛的路，說出來都掉眼淚”。我們當然不能說這些年在維護農民工權益方面沒有絲毫進步，但張克儉基于個人遭遇，或許有理由說自己并未幸運地感受到進步的垂青。而在某個省份，去年全年勞動監(jiān)察部門為農民工追討工資6億多，而今年到10月份，追討的金額已達到了8.1億，可見這個問題在有些地方是趨于嚴重了。

　　農民工討薪的悲情故事不必在此復述，一個“討”字便足以道出其間的艱難困苦。但可怕的或許還不是“年年欠薪年年討”，而是“年年討薪年年欠”，因為這意味著欠薪-討薪-欠薪將不知伊于胡底，而中間更不知會上演多少因極端事件而引發(fā)的人間悲劇。事實上，至少十余年來，這是廣大農民工生存狀態(tài)的一種常態(tài)，也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的經濟社會的一種常態(tài)。此種常態(tài)即使不可避免，但很少有人會否認這是一種病態(tài)。當然，問題在于如何跳出這種惡性循環(huán)，盡快走出這種常態(tài)。

　　如果從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則農民工欠薪、討薪問題及其解決，很可能成為衡量法治建設進程的一個重要參照物。而走出長期以來的清欠治理模式，唯一正確的方向也正是向法治治理方式轉變。

　　從農民工欠薪及其形成、討薪及其困境來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yè)，其法治意識可說是十分淡薄，惡意欠薪的企業(yè)當然更是目無法律。要使農民工走出欠薪、討薪的常態(tài)，首要的是企業(yè)要講法治。與此同時，不少農民工法律觀念不強，他們似乎更愿意以熟人情面為擔保，而不主張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一旦發(fā)生糾紛，便使自己處于有口難說清的不利地位。

　　在農民工欠薪、討薪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只要自己的項目不發(fā)生拖欠，似乎就可以超脫，但這不意味著政府能夠置身事外。農民工基本權益要走上法治軌道，則政府不能不檢討一到年關便發(fā)動的專項清理模式。這當然不是否定此種模式的有效性，但實踐證明運動式的治理模式有很大局限性，而法治常態(tài)意味著此類問題在日常工作中就應依法加以及時解決。

　　企業(yè)不按法律辦事，比如不落實書面勞動合同制度，是因為按法律辦事比不按法律辦事對自己更有利，那么政府就要加強日常監(jiān)管，促使企業(yè)樹立法律意識。而政府在行政執(zhí)法中失之于軟、失之于偏，自然不能彰顯法治的權威。比如某市勞動監(jiān)察支隊責令某公司在3天內將農民工工資支付到位，該公司未予理睬；再次督促，該公司才大打折扣，支付了一小部分。政府部門尚且如此，讓農民工如何去討薪？

　　人們勸導農民工依法維權，這誠然沒有錯，但在實際中，現(xiàn)行制度安排并不利于農民工討薪。大量案例表明，即使100%討薪成功，農民工得到的也只是他們本應得到的工資，而在漫漫討薪路上發(fā)生的一切成本皆由農民工自己承擔，欠薪方的違法成本轉嫁了農民工身上，這顯然是極不合理的。在另一方面，農民工討薪中的過激行為往往受到法律追究，而欠薪方毆打討薪者的行為卻往往只以賠償醫(yī)藥費了事，極少承擔法律責任，由此才有“再敢討要工資，來一次打一次”的囂張。這些現(xiàn)象都很容易形成在勞資矛盾中政府偏袒資方的社會觀感。

　　政府應當以捍衛(wèi)秩序己任，而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密切相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題中應有之義是政府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維護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轉。走出“年年討薪年年欠”的常態(tài)，走進農民工權益保障法治化的新常態(tài)，政府等公權力主體責任重大、大有可為。（滕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