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為何難“勇為”
“最美女教師”張麗莉在危急時刻保護學生的壯舉，是典型的見義勇為。見義勇為是指個人非因法定職責，甘冒個人風險，為保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安全，與正在發(fā)生的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救死扶傷等行為。正因為見義勇為者是在沒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的狀態(tài)下，奮不顧身而為，故個人承擔著巨大風險。
就張麗莉而言，她在汽車沖向學生的瞬間，一把推開了兩個學生，自己卻被卷入車底，造成雙腿截肢。從完善社會制度體系出發(fā)，為見義勇為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法律保障，應當是政府的義務。張麗莉的事跡感人至深，她也是幸運的，只不過弘揚正義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我們在充分肯定各級政府已經(jīng)在弘揚社會正義方面做出努力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實踐中的差距。
面對見義勇為者時常遇到的窘困，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至少如下：一是確認的責任，即及時調(diào)查現(xiàn)場的情況，盡可能迅速地對見義勇為行為作出確認；二是救助的責任，即在醫(yī)療急救制度方面充分體現(xiàn)救死扶傷的精神，避免見義勇為者因為經(jīng)濟困難而延誤搶救治療；三是表彰的責任，即按照法律與道德的要求，對見義勇為的壯舉予以弘揚，在全社會倡導見義勇為、無私奉獻的良好風尚，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四是補償?shù)呢熑�，即對因為見義勇為而陷入困境者予以經(jīng)濟補償，幫助解決其生活、就業(yè)、治療、康復等方面發(fā)生的困難。
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將見義勇為的行為視為對行政的自愿合作行為。并且規(guī)定，不具有公職的非行政人員，實施了行政職務所要求的行為 （如挺身而出制止違法犯罪），就是行政的自愿合作者。自愿合作者由于合作行為所受到的損害，由行政機關代表國家進行補償。這種被稱為“特別犧牲說”的理論，首倡者是德國學者奧托·梅耶（OttoMayer）。他認為，自愿合作者在財產(chǎn)上或人身上的損害，意味著其為國家或公共利益而蒙受了特別犧牲。那么，這種犧牲不應由個人負擔，而須由公眾平均負擔。辦法是通過國家從國庫中支付，給作出犧牲者一定的補償。
如果說，不損害國家、公共和他人利益是法律的底線，構建和諧社會最需要的是主動制止損害公共利益、主動幫助他人的行為。政府可以要求有能力的社會成員在緊急狀態(tài)下不顧自身安危成為政府的合作者，但是，“見義”者卻不一定“勇為”的原因是復雜的。人們“見義”而不能“勇為”，除了社會風氣、道德水準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法律保障不足。不能簡單地指責群眾法律意識不足、道德水準低下，而應當“眼睛向內(nèi)”查找并及時糾正現(xiàn)實的偏誤。
根據(jù)我國的情況，應當制定《見義勇為保護條例》，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一步強化見義勇為者權益保護工作法制化、規(guī)范化。當前，如下工作應當盡快先行試點，摸索經(jīng)驗：第一，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見義勇為保障機制。通過政府明確承擔責任，以及政府的組織、協(xié)調(diào)、督辦，全方位解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第二，要實行問責制，強化相關職能部門的行政與法律責任。見義勇為保護獎勵工作要有專門的職能部門負責，公安、衛(wèi)生、民政、勞動與社會保障等部門要大力協(xié)同，行政“不作為”、“慢作為”、“濫作為”的要嚴格追究責任。第三，對見義勇為人員從重表彰轉向長期保障的實施。對見義勇為人員的就業(yè)、醫(yī)療保障要長期實施，情況特殊的還應當貫穿終身，甚至惠及其親屬，具體政策應當細化。第四，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設立見義勇為專項資金。地方財政有困難的，至少將見義勇為專項資金列入財政預算，由本級財政予以保障。第五，縣級以上政府建立見義勇為保護獎勵基金。此項基金應以財政撥款為主，以企業(yè)等社會贊助、慈善捐贈為輔，以保證基金的來源。第六，引入商業(yè)保險機制分散風險。政府可以為見義勇為者購買不具名保險，在見義勇為被確認后由保險公司支付，增加賠償補償?shù)那�。第七，完善追償制度。見義勇為事件中有經(jīng)濟能力的加害者和受益者應當追償，公職人員在見義勇為事件發(fā)生中有瀆職失職責任的，在作出國家賠償之后，也應當向有責任的公職人員追償。第八，人民法院要認真研究因為見義勇為而發(fā)生糾紛的案件審理原則，促使判決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文/湯嘯天 上海政法學院編審、上海市法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