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西人在參觀中國場館

　　2010年的上海世博對我們國家民族來說是“一件大事”，但是中國參與世博的歷史到底如何，我們似乎還所知不多，難怪乎我們的介紹往往淺 嘗輒止，語焉不詳。

　　《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可以說是對“中國參與世博的歷史”這一巨大而模糊的文化歷史存在的一次“探索”式“自助游”。

　　在這次“世博歷史文化之旅”中，我們聽到了這樣的一些故事：1851年倫敦博覽會上伊麗莎白女王身邊站著“身份不明”的“神秘的中國人”希生；1876年費城博覽會上李圭發(fā)表“胸罩縛乳甚于纏足”的高論；1876年費城博覽會上我首批留美幼童言動自如，吐屬有外洋風派；1878年巴黎博覽會期間大發(fā)明家愛迪生為駐英法大使郭嵩燾大上物理課；1878年巴黎博覽會期間黎庶昌乘坐備受歡迎的輕氣球，體驗升空的感覺；1906年米蘭博覽會上令人驚嘆的“捕魚”學問，“種莊稼”學問；1910年布魯塞爾博覽會上本已謝絕參會的日本，恐我成為“遠東之代表”重新決定正式參會；1910年布魯塞爾博覽會中國場館開幕晚宴上中國駐比大使楊樞的精彩演說；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上美女的游泳表演。1926年費城博覽會直到開幕之日，會場還空空蕩蕩……

　　除了這些故事之外，這其中留給我們值得進一步探索和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也許還很多。比如，清末民初我國人是如何認識“世博會”的，或者說，世博會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也許國人對世博會的理解，不僅與世博會本身的復雜性有關(guān)，而且與觀察者所身處的特定時代、特殊國情有關(guān)。

圖片選自《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

　　于是，在清末民初，不同人物，不同身份，身處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置身不同的世博現(xiàn)場，對世博會形成的認識是不同的。通過對此一時期“親歷世博”的珍貴材料的挖掘和解讀，也許在清末民初這一歷史時段中，我國人對世博會至少有著以下三種不同的認知。

　　一、無論是王韜對“瑰奇珍異之物”的神迷，還是抱一對“陳列裝飾之法”的強調(diào)，都是從“休閑”的角度來理解世博會，于是，“聚珍賽奇，娛樂游戲”成為王韜、抱一等人對世博會的認識；二、無論是李圭的“裕國利民”說，還是楊兆鋆的“興盛地方”論，都是從“商貿(mào)”的角度來理解世博會，于是，“擴充貿(mào)易、興盛地方”成為李圭、楊兆鋆等人對世博會的認識；三、無論是張元濟的“表彰國力，塑造形象”，還是馮自由的“網(wǎng)羅文化，誘導文化”，都是從“文明”的角度來理解世博會，于是，“表彰國力，網(wǎng)羅文化”成為張元濟、馮自由等人對世博會的認識。

　　這三種認識基本上環(huán)環(huán)相扣，遞次克服，這也詮釋著世博會的三種主要功能。

　　再比如，我們或許從中還能略窺中國參與世博會的組織模式之流變。這其中1863年維也納博覽會和1905年列日博覽會可能是兩個重要節(jié)點。也就是說在1863年維也納博覽會以前，中國參與世博主要是外國洋員主導推動的；從1863年維也納博覽會到1905年列日世博會，中國參與世博會主要是中國政府委托洋人把持的“中國海關(guān)”主導推動的；1905年列日博覽會之后，中國參與世博主要是中國的“外部”與“商部”主導推動的；這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遞次克服的。 (陳占彪)

　　(本文為商務(wù)印書館《清末民初萬國博覽會親歷記》一書作者后記,有刪節(jié),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