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黨的八大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還很落后。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fā)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
五十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也發(fā)生重大變化。國際關系中緩和趨向的出現(xiàn)以及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的迅速發(fā)展，為中國剛剛起步的大規(guī)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lián)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尖銳地揭露斯大林在領導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lián)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歷史，先后發(fā)表關于如何正確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對于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黨的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這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則是這一探索的開始。
1956年2月至4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別約集三十多個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討論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在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確定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是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lián)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鑒于蘇聯(lián)忽視農業(yè)、輕工業(yè)，片面強調重工業(yè)，造成農輕重發(fā)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后我國的經濟計劃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fā)展農業(yè)、輕工業(yè)，更多地利用和發(fā)展沿海工業(yè)，盡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實際上涉及中國工業(yè)化的道路問題。報告又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還闡述了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國和外國等屬于政治生活方面的關系。在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yè)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這樣就初步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同《論十大關系》的討論相聯(lián)系，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是要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肯定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發(fā)展的緊迫形勢后，提出了“向現(xiàn)代科學進軍”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這樣就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論十大關系》提出的許多重要方針和觀點，對于后來國家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前幾年搞建設主要是照搬外國經驗，《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黨員。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陳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會發(fā)言或書面發(fā)言。大會正確地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yè)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yè)國的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yè)國變?yōu)橄冗M的工業(yè)國。這些論述，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以后黨確定正確路線的基本依據(jù)。
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fā)，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wěn)步前進的方針。在管理體制方面，要求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并調整一些經濟管理體制。大會肯定陳云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即:國家與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個體經營、自由生產和自由市場作為補充。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發(fā)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指導方針，努力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大會還提出了在全國執(zhí)政的情況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針，要求更加重視發(fā)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警惕執(zhí)政黨脫離群眾和實際；強調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jiān)督，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發(fā)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
大會選舉產生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97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4名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上述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會議后，黨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xù)探索:按照大會確定的方針調整若干方面的經濟關系和編制1957年經濟計劃；準備全黨整風，正確處理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
這期間，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戶有明顯增長，其中還出現(xiàn)人們稱之為“地下工場”的較大的個體戶手工業(yè)和手工工場。1956年12月毛澤東提出:地下工廠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得到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劉少奇認為“地下工場”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周恩來提出: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這些搞活經濟的新思路，是八大確認的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以一定數(shù)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的政策的新發(fā)展，允許一定限度的私人資本主義經營和發(fā)展，使之在國家領導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補充。
1956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已經發(fā)現(xiàn)經濟建設中出現(xiàn)的冒進傾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這種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圍繞對1956年經濟工作的估計和1957年經濟計劃的制定，黨的高層領導產生了一些不同意見。在這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該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得到大多數(shù)與會者的贊同。根據(jù)這個精神制定的1957年計劃，保證了這一年的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還對農業(yè)集體經濟的內部關系進行了調整。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現(xiàn)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試驗。這是朝著實行生產責任制方向的創(chuàng)造性嘗試。此外，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改進工業(yè)、商業(yè)、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guī)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適當向地方和企業(yè)下放管理權力。
調整經濟計劃和調整經濟關系，實質上都是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系統(tǒng)地提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是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這個問題發(fā)表重要講話以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