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以詩集《向往溫暖》,日前摘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引發(fā)強烈質疑。他的詩被戲稱為“羊羔體”,圈內(nèi)圈外的人都加入了文學批評的行列,說著“不算最爛,是較爛”的風涼話,有些詩人則以“正宗”詩人身份對車延高給予徹底否定。
這里有一個疑問:有多少人讀過車延高的詩,有多少人讀過他的詩集《向往溫暖》?如果有誰讀過,大概也就是最近出于好奇,讀到新聞報道中提及的《徐帆》和《一瓣荷花》而已,后者是詩集《向往溫暖》的篇什之一,而前者采自車延高博客,是人們專為定義“羊羔體”而精挑細揀出來的。其詩好壞姑且不論,不讀作品而品詩論文,是為妄評橫議。
人們敢于否定車延高的詩,最重要的不在于“文本”,乃因他是一名官員。在人們的印象與推理中,一來官員與現(xiàn)實隔膜,寫不出好詩;二來官員很可能搞“權名交易”,將權賺名,將錢買獎。武漢市紀委書記職屬正廳,官品不低,能夠坐到這個位置上,大概不會是“純粹的人”。這樣的人寫出來的詩,如果獲獎,就給人太多想像空間。
就在這種沒有參照系的情況下,人們徹底否定了車延高的詩。并且,因為車延高的緣故,有人提出,官員身份與詩歌不可調和,如果車延高真想寫詩,就應該辭官。但中國古典詩歌絕大多數(shù)都是朝廷命官寫的,這是文學史常識。做官而寫詩,文人而做官,這在世界其他國家也很常見。比如歌德當過魏瑪首相,非洲詩人桑戈爾擔任過塞內(nèi)加爾總統(tǒng),邱吉爾擔任過英國首相。尤其是捷克前總統(tǒng)哈維爾,他是一名劇作家,以作家身份介入政治后,賦予政治以更多人道主義內(nèi)涵。文人從政,有時候可收改良政治之功。
我們現(xiàn)在反其道而行之,迎接官員寫詩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是社會性的冷嘲熱諷。作家和文學重新遭遇“出身”問題了,這是一種危機,需要社會認真對待。官員似乎要失去寫詩和獲獎的權利了,因為它加重了民眾對權力被濫用的焦慮。這種官民關系的持續(xù)緊張,使官員的社會生存日漸陷入窘境,人與人之間“溫暖”不存,每個人都活得不輕松、不自在。
反過來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信任的諸多好處,特別是官民相互基本信任的好處。比如在信任存在的前提下,官員可以寫詩,可以出版著作,可以坦然地被評獎和獲獎。官員子女交通肇事,責任也不會被追究到父母那里。
我們需要提振社會信任,這有賴于作出一系列變革,而變革的主動權掌握在官員這一邊。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由“德性”走向“規(guī)范”。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是制度約束的產(chǎn)物,它靠的不是人的德性。官員應當從社會現(xiàn)實中體認到變革的內(nèi)在需要,自覺自愿地把官員置于制度規(guī)范之下,這可以給官員們保留寫詩和獲獎的自由,為官員贏得做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