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改革會沿襲什么模式

　　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近日來華訪問，引發(fā)海內外關注。勞爾2008年接替其兄菲德爾卡斯特羅，但直到2011年4月才當選為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勞爾數月前派出在古巴有“改革設計師”之稱的部長會議副主席馬里諾打前站，為這次訪華鋪路，基于這樣的觀察，勞爾此行就改革問題“問計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

　　古巴經濟一直在各種“圈子”中起起落落，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的蘇東經濟圈不再存在后，古巴經濟快速跌落，拉美左翼領導人上臺后，古巴加入查韋斯的“玻利瓦爾經濟圈”。隨著油價下跌，通脹不止，委內瑞拉能為“世界主義”拿出的美元也日見羞澀。在歐美經濟危機免不了對古巴也造成沖擊的情況下，古巴需要重新找一個可靠和穩(wěn)定的經濟圈。中古貿易額目前只有區(qū)區(qū)18億美元，中國是僅次于委內瑞拉的古巴第二大貿易伙伴，除了意識形態(tài)的固有政治鏈條，古巴對中國并無太多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古巴不可能從中國獲取曾經從其他圈子獲取的慷慨援助，唯有在經濟體制對接與貿易互補關系上努力，才會令古巴從新經濟圈中獲取最大利益。

　　所以，最大核心問題在于古巴經濟改革。2011年4月19日閉幕的古共六大是古巴未來改革的圖譜，大會通過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針》是這一改革的具體法律依據。不過，由于這些文件屬于綱領性聲明，外界對古共會按照什么具體模式來實施改革仍不明確。這至少釋放了這樣的信息：古巴改革“心到，但手未到”。兩年前允許個體經濟后，目前注冊私人企業(yè)達到16萬之多，但這不說明問題，只有規(guī)模和效應才能最終驗證改革之成敗。

　　古共改革步履蹣跚，一定程度上說明在這個與美國為鄰的島國里，對保持既有體制和經濟秩序持有“信心”的力量仍然很強。可以這么說，不考慮生產效率與質量因素，古巴建立了住房、基本食品、醫(yī)療、教育的政府供給體系，每個古巴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國家解決。只有國家不堪負重之時，才會覺得這樣的體制難以為繼，只有到多數人感覺到經濟困難的切膚之痛時，才會開始往生產力提高方面想辦法。沒有人能想像得出，古巴一邊遭遇糧食危機，一邊卻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閑置。勞爾主政后，雖然興起一定范圍的以個體經濟為主的私營經濟，但與龐大的國營經濟相比還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基于稅收增收等原因，一旦政府緩解了負擔過重問題，改革的外部刺激消失，“戀舊”的力量依然會促使回到過去的全民供給制度，令已有的私營經濟成果反被國營經濟吞食，造成新一輪“國進民退”。從這個角度上看，很難期待古巴在沒有進行產權改革的情況下展開持續(xù)的可預見的經濟改革。

　　經濟學家們試圖建立可觀測的學術模型，在邁向自由市場經濟體的手法上，有中國的實用主義漸進改革模式，有俄羅斯的激進改革模式。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是在全球資本市場期待涌入的背景下推出的，只要外來資本充分流入，“休克”療法或可最大幅度縮減轉型痛苦。而漸進改革之信心，來源于自身龐大的經濟體結構，改革效果由內需驗證。作為小型和封閉經濟體的古巴，并無中俄之優(yōu)勢，除了在北方強鄰的經濟封鎖和政治攻擊下安然生存60多年這一奇跡之外，其經濟即便照抄中俄模式也難有“奇跡”發(fā)生。

　　古共六大選擇在豬灣戰(zhàn)役勝利周年紀念日之時召開，于休會長達14年的古共大會并非時機巧合。意識形態(tài)上的沉積，依然是優(yōu)先于一切的議程，經濟改革之終極目的，就是捍衛(wèi)社會主義，是先有結果后有過程的改革。古巴改革從表面上看，就是一場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純經濟改革，至于古共六大之后，勞爾推出了政治領導人任期制，這算不算實質性改革還有待觀察，因為任期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接任的人是怎么產生的。

　　美國雖然對古巴實施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全方位封鎖，但古巴經濟本身屬于封閉式經濟體，封鎖實質損害到多大程度，依然值得商榷，但從政權的穩(wěn)定性來看，美國經濟封鎖并未動搖其政治基礎。以封閉對封閉，結果就是相安無事。以開放對封閉，必然要動搖一方。以開放對開放，要么被吸收，要么會融合。可以這么說，古巴目前的進一步放開私營經濟和投資，提出打破大鍋飯等機制，只能以做到“對內開放”為界，很難展開如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一樣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巴并無現成模式可模仿，盡管勞爾對中越等國的改革成果興趣甚濃。古巴領導人所能做的，還是提出“特色主義”改革口號，按古巴方式解決眼前的危機，而非長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