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網(wǎng)民爆料稱,成都老太胡麗天多年來19次被抽中為聽證代表,且先后支持過多種漲價,被質疑為政府安排在聽證會上的“托兒”。此論一出,引發(fā)網(wǎng)友和媒體熱議。18日,胡麗天整理出詳細的參加聽證的材料,證明自己不是“托兒”,認為“中簽率高,因為報名者少!(《南方都市報》7月19日)
據(jù)介紹,胡麗天一共報名參加聽證會40多次,23次被抽中成為聽證代表,如此高的抽中比例,原因在于報名參加聽證的人太少。比如,成都高污染車限行聽證會需要聽證代表8人,報名者只有9人;地鐵票價聽證會報名的只有15人;成都機動車臨時停車調價聽證會,報名者甚至少于需要征集的代表人數(shù)。
上述事例應屬比較極端的情況,且樣本有限,尚不足以證明“高中簽率”之理所當然,不過大體上也能反映出老百姓參與聽證會積極性不高的客觀現(xiàn)實。也因此,大體上能證明胡麗天并不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是被政府收買的“托兒”,而是一名熱心公共事務、勇于表達個人訴求的公民。而對她報以冷嘲熱諷甚至肆意謾罵的人,都應該反躬自省,為自己的不嚴謹向胡老太太致歉。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胡麗天沒有被政府“收買”,只能證明她個人的清白,并不能證明聽證會的公信力得到提升。
聽證會是一種讓各方公開表達訴求以實現(xiàn)利益博弈的平臺,之所以設置這樣一種制度形式,是希望在政府政策出臺之前,盡可能讓各方分歧充分表達并達成妥協(xié),從而有利于政策更加切合實際,有助于社會利益的均衡與穩(wěn)定。而揆諸現(xiàn)實,不能不說,由于政府部門的立場偏移,聽證會實際上已經(jīng)淪為“為漲而聽”、“逢聽必漲”的代名詞。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聽證代表的選擇,還是議題議程的設置,也無論是民意訴求的表達,還是聽證意見的最終選擇,都被嚴密地掌控在政府部門的手中,使得聽證會公開、公平、公正的價值訴求難以得到伸張。
仍以胡麗天為例。她所舉例的幾次聽證會,報名人數(shù)都非常少,有的甚至少于需要的代表人數(shù),由此產(chǎn)生的聽證代表顯然不具備廣泛性和代表性,嚴格來說根本不具備召開聽證會的基本條件,可有關部門為何佯裝不知呢?為什么不能更廣泛地征集不同利益主體的參與?為什么對無法保證聽證質量的聽證會結果照單全收?
再者,胡麗天雖然未被“收買”,但其“力挺漲價”的行為本身,表明其利益立場明顯傾向于政府部門。對此,她表示“我有調查,是自己的判斷”,但同時也承認“總體來說,政府是衣食父母,作為兒女,應該聽政府的話!笨梢娖鋬r值判斷和利益立場,并非出自理性、客觀、冷靜的分析判斷,而是源于某種特殊的情感。這與聽證會所追求的公平博弈的核心價值相去甚遠。從某種意義上講,胡麗天身為聽證代表,也只能是一種意見的代表,而這種意見十年二十多次反復出現(xiàn)在聽證會上,反襯了聽證會本身缺乏足夠的利益博弈。
“胡麗天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說明有關部門對于聽證會不僅存在刻意干涉、主導民意的嫌疑,還存在將聽證會當成某種幌子來兜售自身利益主張的傾向。這樣做,不僅有違各方意見的充分表達,阻礙了利益訴求的公平博弈,也極大地消耗了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