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一天天在長大,但是沒戶口,他們有個中國特色的名字“黑戶”。譬如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告訴記者,在中國至少有300萬個無法登記的社會組織。這意味著,相比于已登記注冊的45萬個“合法組織”,近九成民間組織處于“非法狀態(tài)”,沒有名份。
雖然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但是對于社會組織的孵化生育問題,一直執(zhí)行的是計劃經濟政策。法國每萬人擁有110個民間組織,日本是97個,美國是52個,而中國僅為3個。中國的基金會每年新增100個以上,而美國的基金會平均每天就會新增8個。在現(xiàn)代社會,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是政治經濟發(fā)展乃至文明進步的兩大“風火輪”,任何一方擔的擔子過重都會有礙平衡,甚至變成跛腳貓。
一方面是政府擔子過重,另一方面是社會組織發(fā)育不良。結果就如相關人士的抱怨,“把應該擋的沒擋在外面,不該擋的卻擋在外面”。記得郭美美和盧美美之所以能夠風云一時,問題就在于“應該擋的沒擋在外面”,只要找一個商紅會這樣的“好婆婆”,或者花兩百塊在香港買張“杰出華商協(xié)會”的準生證,就可以在內地掛羊頭賣狗肉。雖然經常被媒體諷刺為“養(yǎng)老院、小金庫、二政府”的“養(yǎng)小二”機構,但照樣以干爹之名舍我其誰。
而一些慈善、環(huán)保、扶貧的志愿者組織卻遭遇“不應該擋的卻擋在外面”。例如李連杰的壹基金,還有那個赫赫有名的“坤叔助學團隊”。正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說,之所以“助學”不力,是因為地方主管部門對公益組織搞“有罪推定”,“一提社會組織就害怕”。事實上,2009年以來,民政部就與深圳市政府簽訂“部市合作協(xié)議”,鼓勵深圳“探索建立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的制度”。實踐表明,“社會組織與政府唱對臺戲的情況并沒有出現(xiàn)”。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社會組織營養(yǎng)不良是政府管的太多。其實不然。原因恰恰是不少地方政府奉行“不承認、不干預、不取締”的“三不主義”。或者說,是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的能力欠缺,因此只能躲在舊體制里堅守不出。問題是社會福利就像一家銀行,儲戶越多、存得時間越長利息就越高,如果一直都是一個空的儲蓄罐,那么遇到福島事故或者地震這樣的天災,需要緊急支取社會力量的時候,難免手忙腳亂應對失據(jù)。
面對300萬這一龐大的數(shù)字,一味“打黑”不是解決之道,應大膽探索改革與“轉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