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過低”并非財政收入增速的理由

　　實際上，我國10年來財政收入的增速，不僅遠高于同期我國GDP增速，更遠高于同期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據(jù)新華社報道，7月13日，國家財政部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63795億元，為2002年全年的3.43倍。

　　乍一看，我國10年來財政收入的持續(xù)大幅增加，某種程度上，亦是我國10年來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成果之一，因為經(jīng)濟總量的高速增長必然會帶來財政收入的相應增加。

　　盡管如此，財政收入似乎仍有提高增速的必要。報道中稱“雖然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迅速，但人均財政收入仍排在世界百位之后”。而之于我國民生保障仍處于“廣覆蓋、低水平”的現(xiàn)狀而言，需要進一步提高財政收入增速，以此不斷提高民生支出水平。

　　但是，這顯然是一個偽命題。這是因為，人均財政收入是否過低，應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參照。雖然，我國當下人均財政收入排世界100位之后、人均財政收入僅為發(fā)達國家的8%左右，如果僅以我國人均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發(fā)達國家10%左右相比，似乎我國人均財政收入仍有相應提升的必要。但是同期我國農(nóng)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ún)s僅為發(fā)達國家的4%不到，這充分說明，就整體而言，我國當下人均財政收入不是過低、而是相對過高。

　　此外，提高人均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財政收入總量，并不必然導致民生保障支出的同比例增加。以2006-2011年為例，我國財政收入從1.89萬億元增加至10.4萬億元，增幅高達5.5倍，但同期我國民生保障支出（不含教育支出），從近1.3萬億元增加至2.8萬億元左右，同期增速僅為2.2倍。

　　還有，在缺乏財政預算硬約束之下，財政收入大幅增加之于民生保障的提高，其邊際效應是呈遞減趨勢。這是因為，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對于預算相對軟約束的各級政府而言，即意味變相增加了其浪費、甚至貪腐的空間，這從我國居高不下的“三公”支出即可窺之一二。更為重要的是，在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90%左右的特定國情之下，我國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必然會相應增加企業(yè)和民眾的稅負壓力，從而增加整體經(jīng)濟的運行成本。

　　由此可見，所謂我國人均財政收入過低，不僅與我國相對更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是一個明確無誤的偽命題，更不應成為我國財政收入持續(xù)大幅增加的理由——實際上，我國10年來財政收入的增速，不僅遠高于同期我國GDP增速，更遠高于同期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以我國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是2002年全年的3.43倍為參照，我國今年上半年GDP總額僅為2002年全年的1.89倍，而我國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居民）更是僅為2002年全年的1.62倍。

　　因此，未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速應進入漸進降低軌道，通過相對降低我國企業(yè)和民眾的稅負壓力，從而盡快激活我國經(jīng)濟的內(nèi)生動力。與此同時，還應調整我國財政收入過度偏重稅收收入的結構性失衡，通過增加國有企業(yè)收益分紅比例，并提高我國龐大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水平，從而將稅收收入占比財政收入從當下的90%左右陸續(xù)降低到80%以下。

　　此外，我們更應該通過強化預算硬約束，確保我國用于民生保障的支出增幅整體不低于財政收入增幅。（楊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