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海淀法院的判決塵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長安夢”碎了一地:為了落戶北京,王某與精神病人小張登記結婚。后被張某監(jiān)護人發(fā)現,起訴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醫(y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無效”為由判決二人婚姻無效。(6月10日《京華時報》)
為了成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尋求精神病人的“幫助”,通過“婚姻捷徑”獲得一個京城戶口,該名外地女子這種攻于算計的做法令人生厭。然而,刨去道德層面的價值判斷,當“黃粱美夢”遭遇“夢醒時分”,我們還是多少能夠從中讀出一絲個體的悲愴與哀鳴。
必須承認,盡管“逃離北上廣”的說法日漸高漲,但相比零星的離場者,更多的人則像飛蛾撲火般涌向這幾座代表著繁榮與進步,交織著理想與欲望的大都會。然而,森嚴的戶籍壁壘卻使他們不得不舔舐“久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苦澀。
于是乎,找“屌絲”“土著”結婚便成了許多外來者,特別是弱勢女性的重要法門。當“落戶式婚姻”成為一種現象,與其說是“人性之惡”使然,毋寧說是拜社會現實所賜。
一方面,巨大的區(qū)域差異、不均的資源分配使得北上廣擁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備的城市魅力。別的不說,單就教育一項而言,根據北大法學院的一項研究課題得出的結論,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換句話說,落戶北上廣是每位“理性經濟人”趨利避害的必然選擇。
另一方面,堅硬的戶籍政策卻在各種堂皇理由的裝扮下徒增著遷移者的“機會成本”。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接納了外來者的勞動與稅收,憑什么不讓他們分享自己的資源與福利?要是沒有戶籍政策的阻礙,誰會愿意嫁給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過是現實“子宮”中孕育出的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悲劇人物。如果區(qū)域間的發(fā)展失衡得不到改變、戶籍壁壘不能夠徹底破除,那么“落戶式婚姻”便不可能徹底消失。(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