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的唯一一張父親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賢許多年。京華時報記者朱嘉磊攝
父親在留給侯希賢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導他先愛國后愛家。
846個名字鐫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個字被淹沒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在內的1500多名中國大陸紅色特工遠赴臺灣,之后這個群體犧牲過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過去很長一段歲月里,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連名字都沒留下來。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建成,846個當年犧牲于臺灣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紀念墻上。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1950年代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時隔60多年,家屬得知侯文理的死訊后,將一份申請烈士的材料遞交相關部門,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獲得官方審批。
紀念廣場上一段碑文為侯文理們的人生做了注腳:別親離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敵而求大同。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
尋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紀念墻上,當侯媛媛的弟弟最終找到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時,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隊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認了他為國犧牲”。
2013年12月,在媒體報道的“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英雄名單”中,侯媛媛發(fā)現(xiàn)了爺爺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爺爺?shù)拿终业。”侯媛媛囑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p>
彼時,北京西山森林公園,解放軍總政治部聯(lián)絡部為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隱蔽戰(zhàn)線工作犧牲的無名英雄,建設了一座紀念廣場,并刻上了846個英雄的名字。
“爺爺侯文理50年代在臺灣被國民黨殺害,半個多世紀沒人知道,如今終于能告知天下了!焙铈骆铝⒓创螂娫捊o江蘇邳州的父親侯希賢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兒孫們滿懷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馬上就有著落了。
為了給侯文理申請烈士,一家人已跑了兩年。侯文理的確切死訊,他們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環(huán)球時報》刊登《追尋在臺中共特工遺骨始末為兩岸和平種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黨和特工人員的無主骨罐名冊,編號124號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號為296。那時,侯媛媛就認
定名單中的人為爺爺侯文理。
5月4日,《環(huán)球時報》再次公布了《臺灣戒嚴時期疑似政治受難者名冊》,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編號:296,籍貫:江蘇蕭縣(現(xiàn)安徽蕭縣),槍決時間: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樓1排3層6號”。
侯媛媛立即聯(lián)系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薛小樂,得到了“臺灣地區(qū)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xié)會”秘書長李坤龍的郵箱。
李坤龍回憶,侯媛媛聯(lián)系上他時,他并沒有懷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見過較特殊、復雜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書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來信都讓李坤龍覺得字里行間真摯感人,“她算是賺取我最多眼淚的家屬,很少有受難者的第三代,對祖輩犧牲者有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龍決定提供幫助,最終確認侯文理的遺骸安放在六張犁納骨塔內。李坤龍將所尋的材料一并交給侯媛媛。這些材料包括兩份國民黨的判決書、侯文理執(zhí)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龍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開,“雖然我從沒見過爺爺,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對”。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開了文件夾,看到了侯文理被執(zhí)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歲的她趴在辦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龍?zhí)峁┑牟牧虾,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著,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將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請追認烈士!澳鞘菭敔敼ぷ髯罹玫牡胤剑棠痰能妼訇P系檔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將侯媛媛寄來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給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區(qū),一份交給了西安市東關南街街道辦,“街道辦說材料沒問題,已經交給了區(qū)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區(qū)民政局詢問辦理進度,并幾次向區(qū)民政局補交父親部隊的證明、派出所的父子關系證明、父親同事的證明等材料。從家到區(qū)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騎車大半個小時,這一年,65歲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為資料從民間而來,并不是從部隊得來;且侯文理歸總參人員,民政局無法為侯文理申請烈士身份,“區(qū)民政局的工作人員說已經把材料交給了市里,但市里回復說省市級別不夠給我們辦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覺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蕭縣應該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驅車將材料送往蕭縣,蕭縣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臺辦主任王靜接待了他們。之后,王靜曾致電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隊開具證明,侯媛媛溝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隊將證明發(fā)至蕭縣相關部門。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將廣場名單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蕭縣。材料都交齊了,侯文理的烈士稱號卻不了了之。
“總要有個結論,我們活著的人沒什么,父親為祖國的統(tǒng)一、為自己的信仰奮斗犧牲,國家不應該給他一個說法。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嗎?”侯希勇覺得,只有受到了國家的認可,一名軍人的靈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這種想法,在尋找、搜集替侯文理申報烈士的材料過程中,變得越發(fā)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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